可怜天下父母心

2019-08-15 作者:影视影评   |   浏览(129)

<亲爱的>这部电影,故事情节非常真实,可能是由于导演想表达某种细腻的感觉,让节奏显得并没有那么紧凑,但就整体而言,这部电影体现了导演对这个社会的某种现状的思考,深度的探讨了人性与法制,人性与犯罪之间的矛盾。
为人父母,痛失爱子,苦寻不得,却有人会在此落井下石,欺骗这些可怜人的救命钱;千里寻子,孩子却已然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形如陌路,在不习惯的亲人,不习惯的生活面前,这些幸运的被找回的孩子,又在面对着怎样的一种阴影呢?而对于那些非法收养孩子的父母,孩子的离开,对他们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失去呢?
每一位孩子,都是上天对父母最好的馈赠,都是父母此生不换的珍宝,我们是否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机制,帮助父母去找寻他们失去的礼物;建设更好的环境帮父母守住他们的礼物呢?

《亲爱的》是一部很中国的电影,只要你身处于这个国家,都会对片中所阐述的事情有所触动。

        看《亲爱的》前先看到了天涯上田文军的原型彭高峰的寻子日记,在观影时两个画面常常会重叠起来,只是现实永远比艺术作品更残酷。田文军的经历像及了《今日说法》或者《法制在线》里的案例,这样的故事在现代中国几乎每天都会上演。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把农村人一股脑地推向城市,有的人成了夹缝求生的个体小贩,有的人成了卖苦力的农民工,有的人成了低声下气的小职员,电影里的主角面对深圳这个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他们都是外地人。就像那个工友说的那样,大家都不容易,虽然他转脸就拖了裤子。

我觉得整部电影的侧重点在于对父母失去孩子的刻画,田文军失去了鹏鹏,他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寻找的道路。一如观众所期望的,他和前妻鲁晓娟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鹏鹏。但是三年未见的儿子早已和现在的“妈妈”有了深厚的感情,将鹏鹏要回来,这样一个本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在见证了鹏鹏与李红琴之间的感情后,我似乎也有了一丝不舍。

        我想起张娟芬的一本书《杀戮的艰难》,通过描述台湾地区的死刑判决来讨论死刑存废的话题。她并不是论证死刑是否该废止,而是希望公众作为舆论群体在“喊打喊杀”时能够停下来想一想。“唯其如此,才能保住好人和坏人之间那一点点差距。”此后,在咬牙切齿地面对许多社会新闻时,我都会问问自己你真的想清楚要这样说了吗。就像这部电影,首先它是一个拐卖儿童的故事,所以很多人说应当“重责人贩子”,通通判处死刑,这是出于一种杀鸡儆猴的心理,以树立法律的威信。可是当人贩已死,人贩子的妻子毫不知情或者只有一点点知情时,看到那么多走失小孩的父母拳打脚踢围殴李红琴时,你会不会有一点动容呢。让李红琴的丈夫死去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方式,它让所有的愤怒突然失去了矛头指向,有时觉得人贩子可恶被拐小孩的父母可怜,有时又觉得人贩子的老婆也不容易,在两段寻子经历(田寻找被拐孩子与李寻找被福利院收养的孩子)中逼问人性的矛盾与恻隐。我觉得这正是许多优秀电影的共同之处。当它们在呈现人性善恶的时候,并不是直接简单粗暴地去评判,而是在一次一次的突转反转中让观众自己去遭遇评价的艰难。

整部电影被分成了两条线,一条是田文军与鲁晓娟,一条是李红琴。导演陈可欣通过两条线不同父母对两个孩子之间的争夺(原谅我使用这个词)来展现了儿童被拐之后寻回的困难。

        今年暑假的时候央视做了一期节目,关于如何看好孩子,因为暑期往往是小孩出事故的高发期。它讲到了父母的责任、学校的责任,这些都是事前教育。而当孩子走丢之后,彭高峰的经历还表现出了司法的责任、法律的责任等等。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都成了你懂的不能细说的部分。这正是陈可辛导演在处理这部分时的高明之处,那就是如何用一种安全的不对抗的方式把现实问题讲述出来。艺术作品如何表现社会题材,应该是一些有着公共关怀的作家、电影人遭遇的一个难题,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一路径转而去投资更稳妥更卖座的娱乐片。大陆导演没能做到的,一个香港导演做到了。曾经看过一个香港导演系列的采访,陈可辛导演的大意是,香港回归大陆已经是一个不容更改的事实,香港电影不应该固守香港这么点地方,固步自封,而应该将创作目光投放到更广阔的大陆。这部电影许多场景也展示了他对大陆环境的体察入微。

儿童被拐又被找回的过程是极其艰辛且困难重重的,这其实是道德、法律与人性之间的冲突。人性泯灭后不顾法律和道德,才会干起拐卖孩子的勾当(虽然片中没有明说李红琴的丈夫是否是专门干这个的),最终法律进行制裁之后,又将有痛苦产生。影片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人贩子的被逼行为,而是用众多父母找寻孩子时的反应来表现出,父母对孩子的爱。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部片子看成是对父爱母爱的赞扬。

        黄渤的表演不出意外的精彩,从陕西到深圳背井离乡,亏了买卖,离了妻子,丢了孩子,在宁浩导演的许多片子中,他都很适合地扮演了其貌不扬的小混混角色,当然现实中也是其貌不扬。在这部电影里他依旧出演了一个人生失败的小人物,但他的另一面是坚定寻子的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场景,一个是他面对骗子时一边喊着“这是救命的钱”毅然决然地从桥上跳下,一个是在找到孩子之后的夜晚他蹲在派出所楼梯转角的痛哭流涕。那种哭法简直是要把一辈子的冤屈都哭出来了。更让我动容的一场哭戏是郝蕾在寻子互助会上最后的爆发,她哭着说出“对不起,是我把孩子弄丢了”,哭得全身都在发抖。太真实太精彩了。人在哭和痛哭之间是有一道界限的,一般情况下人只是流泪,达不到那个度或者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到那个度,但达到痛哭的那条线时就是完完全全失去控制,止都止不住。导演在选角时非常恰当地让每个角色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光,张译在《北爱》之后完全就是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形象,佟大为的律师角色则是《中国合伙人》的延续。这还涉及到在一个电影里讲述两个情节的问题,总感觉前半段情节太缓,而后半段情节太快。后半段李红琴深圳寻子的部分容纳了太多的线,一个打杂背黑锅还装资深的小律师,和他培养出一个罪犯女儿的患上迫害妄想症的教师母亲,简直是要八点档的电视剧才能讲完的故事。

我们看看两条线上的父母为了孩子都做了些什么吧。首先是田文军夫妇,孩子丢了后,田文军就开始了寻找孩子的漫长旅程,不论距离有多远,不论是不是为了钱,只要是我的孩子,我就要找回来。前妻鲁晓娟为了孩子的事甚至又再次失去了家庭,牺牲不可谓不大。再看李红琴,家里本是有三口人,一下子,家里只剩她一个人了,她知道,如果不找回孩子的话,这个家,是回不去了。她开始了领养女儿吉芳,一个农村女人,自己来到深圳,想尽办法,甚至愿意以身体为代价。母爱之力,不可谓不大。

        电影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李红琴怀孕了,她将会有自己的孩子,在《亲爱的小孩》音乐中,妹妹还在扒着福利院的窗口等待妈妈的到来。然而在片尾之后李红琴的原型哭着说以前有一大家子人围着桌子吃饭,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墙上贴满了小男孩以前得的奖状。就像赵薇接受采访时说的,永远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一个片子讲,孩子拿走以后,另一边是什么样。

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但是,这样的电影往往会冒犯到国家,像《盲山》《盲井》之类的,最终免不了被禁。因为对于这部电影我只想谈父母对孩子的爱,所以就不说那些了(其实我只是想说说而已,不说憋的慌,那么好的电影,人民看不到,可惜了)。

        最后还想说一下寻子互助会的设定,这是来源于真实的人物孙海洋的经历。在美剧里经常可以看见这种互助会,什么酗酒互助会、失去亲人互助会,但是在我们身边似乎很难遇见。处于同样困境的人紧紧抱团,像电影里的寻子互助会,孤独症儿童父母组建的星星雨,失独家庭团体等等。他们需要在群体中获得希望和生存下去的力量。但是当他们手拉手相互鼓励时,专业的救助力量是不是缺席了呢。如果有更专业一点的社会工作者加入他们的群体,告诉他们生下一个孩子并不是对走失孩子的背叛,而是另一种自我救赎,顺其自然。会不会有一点点减少他们的负疚感呢。如果我在深圳,我想去抱抱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很棒了。

其实想说的还很多,但我再说下去就停不下了,所以就这样吧。

感谢陈可辛导演,感谢黄渤,郝蕾,张译,赵薇的表演。谢谢!

(最后正主出来的那段,再配上“亲爱的小孩”,再看几遍我也会哭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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